罗杰·弗莱(1866-1934)，英国著名艺术史家和美学家，20世纪最伟大的艺术批评家之一。早年从事博物馆学，属于欧洲顶级鉴藏圈子的鉴定大师，后来兴趣转向现代艺术，成为后印象派绘画运动的命名者和主要诠释者。他提出的形式主义美学观构成现代美学史的主导思想。著有：《贝利尼》(1899)、《视觉与设计》(1920)、《变形》(1926)、《塞尚及其画风的发展》(1927)等。弗莱出生于伦敦一个富裕的教友派信徒家庭，父亲爱德华·弗莱(Edward Fry)是一位法官。在去剑桥之前，弗莱就学于克利夫顿学院(Clifton College)。随后他前往剑桥大学国王学院(King"s College, Cambridge)，成为剑桥秘密精英社团“剑桥使徒会”的一员。他起初学习自然科学，后来又去巴黎，再后来去意大利学习艺术，最后成为一名画家。
1896年，他与艺术家海伦·孔贝(Helen Coombe)结婚。他们生有两个孩子。不过，海伦不久就陷入严重的精神疾病。1910年，她终于被送进一家精神病院，并在那里度过余生。
1911年，弗莱与凡妮莎·贝尔(Vanessa Bell)坠入爱河，当时她正因为产子而处于艰难的康复期。弗莱给了她无微不致的关怀和照顾，而这些却是她觉得无法从其先生、艺术批评家和美学家克莱夫·贝尔(Clive Bell)那里得到的。弗莱与凡妮莎保持了终生的友情，尽管当1913年，凡妮莎爱上画家邓肯·格兰特(Duncan Grant)并决定终生跟他一起生活时，弗莱早已心碎。
在经历与妮娜·汉姆奈(Nina Hamnett)、乔赛特·科特梅莱克(Josette Coatmellec)等艺术家短暂的恋爱后，弗莱终于从海伦·阿恩雷普(Helen Maitland Anrep)那里找到了幸福。她成了弗莱余生最安全的感情港湾，尽管他俩一直没有正式结婚。
1934年9月9日，弗莱心脏病突发，摔倒在家里，不幸去世。他的死在布鲁姆斯伯里团体(Bloomsbury Group)成员中引起了巨大的悲痛。他们对他的慷慨与热情，一直怀有敬意和爱戴。在弗莱的遗骨被安葬于剑桥大学国王学院教堂之前，凡妮莎亲手装饰了他的棺椁。而凡妮莎的姐姐、欧洲最伟大的现代派小说家之一、弗莱的密友弗吉妮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受托撰写了《弗莱传》(1940年出版)。
弗莱的学术生涯是从意大利古典画家的研究者与鉴定专家开始的。1899年，他发表了第一本专著《乔瓦尼·贝尼尼》(Giovanni Bellini)。一直以来，弗莱都定期为《每月评论》(Monthly Review)及《雅典雅神殿》(The Athenaeum)供稿。1903年，他介入了《伯灵顿杂志》(Burlington Magazine)的创建工作，并于1909-1918年间成为该杂志的编辑，使它成为全英最重要的艺术史期刊之一。
与此同时，弗莱开始在伦敦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史莱德美术学院讲授艺术史。1906年，他被任命为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in New York)绘画部主任。也是在同一年，弗莱发现了保罗·塞尚(Paul Cézanne)的绘画，开始将其学术兴趣从意大利古典绘画转向法国现代艺术。
1910与1912年，弗莱先后两次在伦敦格拉夫顿美术馆举办了“后印象派”(Postimpressionist)画展 ，使得封闭的英伦三岛艺术界跟上了欧洲现代艺术的步伐。但同时，也遭到了来自公众、媒体与批评家的猛烈攻击。他们认为法国现代艺术是垃圾，称弗莱是“骗子”和“诈骗犯”。弗莱不得不写作一系列论文，举办讲座，来为后印象派画家辩护。这些辩护如今已成为美术史与批评史上最杰出的现代艺术辩护文献。弗莱以独立批评家身份，以独立美学理念组织、举办画展，也在现代艺术策展制度与批评制度方面，发挥了开创性作用。(参拙作《现代艺术批评的黄金时代：从罗杰·弗莱到格林伯格》，载《艺术时代》，2009年第8期;关于两届后印象派画展，以及弗莱为之辩护的一般史实，详见拙著《20世纪艺术批评》第一章“罗杰·弗莱与形式主义批评”，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54-80页。)
1913年，弗莱创建了“奥米加”工场(Omega Workshops)。这是一家设计公司兼公司化经营的艺术创作工作室。成员包括凡妮莎·贝尔、邓肯·格兰特等等。
1920年，弗莱重新编辑并出版了由他最著名的艺评文章构成的《视觉与设计》(Vision and Design)，取得了空前成功。这进一步强化了他在英国批评界的领袖地位。该书迄今仍被认为是现代主义理论的发展过程中最杰出的贡献之一。
在这本书里，弗莱强调了“形式”比“内容”更重要，也就是说，一件艺术作品的视觉特征，其重要性要超过它的主题内容。他认为，艺术家应该运用色彩与形式的安排，而不是主题来表达他们的思想情感。而这样的作品不应该从它们是否精确地再现了现实的角度来加以评判。
1926年，弗莱应法国《爱艺》(l"Amour de l"art)杂志之约，为大收藏家佩莱伦(Pellerin)所收藏的塞尚作品集撰写评论，并于翌年出版英文版，这就是他的生平力作《塞尚及其画风的发展》(Cezanne: A Study of His Development)。
此书是罗杰·弗莱对塞尚艺术的经典研究，它清晰、敏锐，具有高度的原创性，现在已被公认为这一领域的典范之作。弗莱本人就是一位画家，他拒绝当时流行的批评模式，提出形式而非内容才是艺术最基本的表达元素。塞尚的作品最切合弗莱的理想对自然的一切方面赋予形式的表达。在此书中，弗莱既努力探究塞尚艺术风格的发展进程，同时也精密细致地推敲个别作品的内在构造机制。其结果是一部文采斐然、生动活泼的书，对画家和学习绘画的学生而言它拥有技法方面的价值，它还为普通读者提供了一种充满真知灼见的洞察，展示了塞尚艺术不可思议的魅力。弗莱的生前至友弗吉妮亚·伍尔芙认为此书是弗莱最伟大的作品。
1933年，弗莱被任命为向往已久的剑桥大学史莱德讲席教授，并在剑桥开始了系列艺术史讲座，但讲座还没有结束，他就悲剧性地撒手人寰。其后，讲稿在弗莱的后继者、英国著名艺术史家肯尼思·克拉克爵士的整理下，以《最后的演讲录》(Last Lectures)为题，于1939年出版。
罗杰·弗莱是国际公认的形式主义批评理论的创始人之一，而形式主义则是现代主义艺术观的基础之一。弗莱本人的理论来源大略有三个：一个是德奥艺术史中的形式分析法，主要来自沃尔夫林(Heinrich W?lfflin);另一个是意大利艺术史中的艺术鉴定法，主要来自莫雷利(Morelli);再一个是东方的美学资源，来自弗莱的朋友、著名汉学家劳伦斯·宾雍(Lawrence Binyon)。从沃尔夫林那里，弗莱学会了以严格的视觉形式术语来分析艺术作品的风格结构、风格递嬗与演化的规律;从莫雷利那里，弗莱学会了近乎外科医生般的严苛的鉴定技术，特别善于从一般观众所忽略、通常也是画家无意识的流露处，捕捉画面的技术信息和形式特征;从宾雍那里，弗莱学会了东方艺术家(尤其是中国艺术家)对绘画的物质质地、材料性能、笔触与书法价值的体认。
将这些不同的学理资源综合起来，弗莱形成了较为系统的形式主义-现代主义批评理论体系。然而，弗莱的思想体系，并不是铁板一块、毫无演化的，而是可以明显地让人感觉到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始于1906直到《艺术与设计》出版)，弗莱重在为以后印象派为代表的现代主义辩护。而后一个阶段(大约始于《变形》出版直至晚年)，则当形式主义(特别是纯粹抽象艺术)已成为其时的主流时，他努力修葺其理论基础，从而竭力把自己的理论从教条化与学院化的趋势中拯救出来。
前一阶段的主体思想，特别集中地体现在弗莱为两届后印象派画展所作的辩护，以及《艺术与设计》中。我们不妨最简单地予以概括如下：
艺术的主要目的是表达人性中最为深沉、最为普遍的情感，因此它在人的感官(视觉)的基础上必定还会诉诸人的知性(或理解力)，从而趋向于某种程度的设计或赋形。但是，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的艺术，却以人类心智中更为重要的侧面的表达为代价，不断追求精确化的再现科学，这种再现科学的最晚近的形态就是印象派。以塞尚为代表的后印象派坚持个人表达的重要性，从而开创了现代艺术的赋形语言：以一定程度的变形或者甚至抽象取代照相式的写实主义，以纯粹色彩与线条的造型，取代了光影与明暗法。(参见沈语冰：《形式主义者如何介入生活：弗莱与他的时代》，载《新美术》杂志，2009年第6期)
但是，在弗莱生命的最后一个阶段，他越来越强烈地质疑作为现代主义基础的形式主义原理，或者不妨说，他事实上已经走到了与那种被简化了形式主义理论相对立的程度。甚至在战前，弗莱的现代主义也以其对“古典性”的强调，从未放弃过艺术史的传统遗产。弗莱本人放弃了或者至少是修正了一度在他看是具有巨大重要性的形式主义原理，这一点明显地体现在出版于1926年的文集《变形》(Transformations)的导论中。在界定“再现在造型艺术中的意义与目的”时，弗莱说：“这始终是这样一种令人困惑的性质的症结所在，对此，我并不羞于承认，在不同的时候，我提出过不同的解决方案。我肯定不同于彼时的立场那时我坚持纯粹造型方面的绝对重要性，而且几乎是暗示，没有别的东西需要考虑进来，而这时，我强调我们或许可以称之为绘画的戏剧性可能的东西。”(Roger Fry, Transformations, London: Chatto & Windus, 1926, p.13.)
放弃了这种严格的形式主义后，弗莱坦承自己准备“调和，或至少是解释，这两个表面上看起来矛盾的态度”。于是，这就成了弗莱晚期写作的计划：通过将再现与形式主义范式综合起来而又不放弃纯粹审美经验的理想，从而将现代主义重新整合进更广阔的艺术史传统。
